秘鲁华人多的原因

一、华人去秘鲁挖鸟粪

华人移民秘鲁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当时的满清政府在经历过战争后，落后于世界大潮。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百姓们被繁重的赋税压得毫无喘息之力。此外，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给南方各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曾经傲视诸国的神州大地，变成了鬼蜮世界。

面临生存困境的中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出台的废除黑奴制度，让一些西方国家急需能够取代黑奴的廉价劳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商人在厦门、澳门和香港等沿海通商口岸开设了卖人行，专门为西方国家输出廉价的华人苦力劳工。

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美四国（巴西、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是华工的主要输入国。其中，秘鲁的华人移民历史和数量可能最为悠久和庞大，在清朝和秘鲁的苦力贸易时期（1847年-1875年），大约有12万广东、福建籍的契约华工从澳门、香港、厦门等地输入秘鲁，从事苦力劳动。

秘鲁与中国的直线距离有一万七千多公里，在交通不发达的19世纪，为什么秘鲁要不远万里从中国输入华工呢？这就要从秘鲁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1821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秘鲁宣布独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秘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当时国土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的秘鲁，人口却不足200万。因此，秘鲁国会通过一项移民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吸引移民来秘鲁发展农业，通俗点讲是来秘鲁“挖鸟粪”。

秘鲁的地形复杂，海岸线漫长，国土自东向西依次为热带雨林、热带沙漠、高原气候。温暖的沿海地区，不仅渔产丰富，海鸟数量也相当多。秘鲁众多的小岛成了海鸟们的“卫生间”，恰巧沿海地区的降水量极少，时间久了，岛上就堆积了大量鸟粪。在没有化肥的种植园时期，鸟粪是一种理想的天然肥料，秘鲁丰富的鸟粪成为一种抢手的“资源”。

但是，由于废止黑奴的法令使得黑奴数量不足；独立后秘鲁的印第安人也开始实行小农经济，土著劳动力的数量骤减；并且，秘鲁的政局一直很动荡，欧洲移民望而止步。所以，当时的秘鲁劳动力极其匮乏，找谁来“挖鸟粪”成了难题。最后，秘鲁的庄园主、政客和商人商量出一个“好办法”：从清朝买劳动力。

二、秘鲁华人的奋斗史

华人向秘鲁移民共有两个高峰期：1849—1874年的“契约劳工”时期，移民量约10万；1874-1900年的“自由劳工”时期，移民量约5万。

1847年，第一批“契约华工”从澳门出发，在太平洋上航行数月，最终有75人抵达秘鲁。随后，1849-1874年间，大约有10万华工移民至秘鲁，由于船上条件太过恶劣，大约有10%的华工在未抵达前就葬身大海。

这一时期的华人劳工几乎都是被诓骗到秘鲁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农民或者小生意人，他们甚至连秘鲁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是听说去那里可以赚到很多钱。揣着衣锦还乡美梦的劳工，与秘鲁老板签订契约，契约中规定劳工必须为老板工作8年。

然而，秘鲁老板总是在合约快到期时强迫华工重新签约，意图将华工变成终身奴隶。

华人劳工的生活与奴隶别无二致：他们主要从事挖鸟粪、垦荒、采矿修路、建设港口等繁重的工作；待遇奇差，被卖去的华人能从主人那里得到不过是一顶草帽、一条毯子、两件衣服和少量的大米，每周只有1比索报酬；工作环境恶劣，经常要受到监工的鞭打。

为了避免华工逃跑，庄园主给他们戴上脚链，很多逃跑未遂者宁愿自杀也不远忍受庄园主的拷打。

19世纪70年代，华工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饱受磨难的华工奋起反抗、或罢工、或杀死庄园主。劳工代表们也向清政府上书寻求保护，同时国际舆论对华工的同情也给秘鲁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在多方干预和协商下，清政府于1874年正式与秘鲁建交，并在同年6月24日签订了《中秘友好通航条约》。从此，在秘鲁的华工结束了苦力阶段，成为自由人。

获得自由后的华工仅有极少部分的人选择回国，根据资料考证，在1909-1929年的20年间，仅有155名华工返回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晚清和民国交替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大部分华工选择留在秘鲁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他们大多成为小商人，通过经营小餐馆、商铺、杂货店、倒卖中国货等商业活动在秘鲁立足。19世纪末期时，华人开办的商业中心已在秘鲁遍地开花。

在秘鲁过上“好日子”的华人并没有忘记同乡亲友，由于大部分的华工都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人因为裙带关系，纷纷选择移民秘鲁。在1874-1900年间，大约有5万华人被引渡至秘鲁谋生。当时，利马城卡邦街由于聚集了众多华人，而成为后来知名的秘鲁“唐人街”。

1908-1945年间，因为受到美国排华政策和“二战”的影响，华人向秘鲁移民的进程中断了，根据1940年的数据，秘鲁华人的数量仅有10915人（不包括混血华裔）。二战结束后，秘鲁移民政策放宽，移民秘鲁的华人再次增加。

现在，生活在秘鲁的华人除了少部分是19世纪之前的后裔外，更多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移民。

三、有一种骄傲，叫我是秘鲁华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秘鲁华工从一开始的低层苦力，逐渐被秘鲁社会所接受。这一过程，无疑是两种文明相互了解、融合的过程。为了融进陌生的秘鲁社会，华人移民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从契约劳工转化为自由人的华人，发挥了中国南方人善于经商传统。从1850年出现在利马市中心的第一条“唐人街”开始，到19世纪末，华人商人已经遍布秘鲁大大小小的城市。广东人爱吃、会吃的天性也在秘鲁发扬光大，“chifa（中国米饭）”就是中华料理在秘鲁的一种变体。

就像“左宗棠鸡”占据了美国人的外卖菜单一样，走到哪都要先满足口腹之欲的中国人，把中国美食也带到了万里之外的秘鲁。华人开办的商社、饭馆、杂货店、理发店、中药店，不仅养活了自己，还为秘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有句古语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形容任何时候都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初到秘鲁的华人第一个失去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秘鲁人为了方便管理华人和发音方便，给这些华人重新取了秘鲁名字。比如，何塞、桑切斯、胡安·阿孔等。

但是，大部分的华人还是努力保留了自己的家族姓氏。信奉天主教是华人融入秘鲁的另一种方式。秘鲁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中国人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纳，获得死后的安身之所，大多会选择信仰天主教。

在华工还为获得自由人身份以前，秘鲁吸引华人移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劳动力，所以华人移民几乎全部是青壮年的男性，女性只有150名。为了解决婚姻问题，早期的华工迫不得已只能与秘鲁的下层人士通婚，比如黑人、印第安人或黑白混血，他们的后代被秘鲁人讽刺为“Injerto（嫁接）”。

后来，随着华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上层白人也逐渐与华人通婚，对华裔的称呼也从贬义的“Injerto”变成了“Tusan（土生）”。可以说，异族通婚给华人融入秘鲁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奋斗，华人已经在秘鲁站稳了脚跟，逾百万的华裔活跃在秘鲁的各个阶层中。他们当中不凡佼佼者：1983年由黄氏家族创办的黄氏超市，现在已成为利马知名的大型连锁超市，营业额占立马零售额的65%；1967-1999年间，共有十余位华裔当选秘鲁议员，维克多·许会·罗哈斯更是担任过1998-1999年度的国会主席；多名华裔运动选手曾在奥运会上为秘鲁摘得金牌。

很难想象，一百七十多年前，他们的先辈还是一群默默无名的苦力，被当作低劣人种，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欺凌和剥削，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故土。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失去中国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民族精神。华裔终以其傲人的个人成就，突出的社会贡献，得到了秘鲁的接纳，也提升了华人在世界人民眼中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