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的权力有多大？

明朝宦官机构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俗称二十四衙门，而司礼监则是24衙门中权柄最重的一个行政机构，如外朝内阁，国之重地。司礼监的权力在明朝究竟有多大呢，据明史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有此可见，司礼监几乎可以和外朝分庭抗礼，力量十分强大。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司礼监的各种权利吧！

人事干预

明代官员的升迁、任命、调任等，要履行一个相应的程序，就是铨选。文职官员的铨选均由吏部掌管，由文选司具体负责。由于所任职位的级别和重要性高下有异，明代官员任用体现了等级性特征，重要职位的人选要由高级官员们讨论推选，中低职位则由吏部直接铨选。当然，任何官员的任职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虽然，官员的任用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复杂的，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官吏的任用、选拔呈现出许多的不合理、不公平性。

司礼监属于内廷机构，但是，司礼监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地位。虽然从组织原则上司礼监不能影响官员的任免，但在现实中，司礼监却对文职官员的任命有非同寻常的干预作用。按照明代的规定，某些官职宦官按例由负责挑选。选拔官吏时以当权的宦官同朝臣一起参与，会同挑选。参议选中后，成为当时参与选拔时宦官的门生。

明武宗时期的权宦刘瑾专权时，矫诏规定，凡是朝内外参与选拔的文武官员，必须先到刘瑾那里进行详细的考究，然后才能进呈皇帝知晓。除了这些有明确规定者外，明代权势宦官还往往能够在实际上对文武大臣的任免进退进行操纵控制。六部九卿之类的官职，表面上由朝廷会推，但会推之前，所在的部都要率他们去拜见当时的掌权的宦官。可见，部院大臣的推举常由司礼中官操纵。

司礼监在官员任命中所起的干涉作用越来越大，明英宗以后竟出现了朝臣入阁，都要倒向当时的权宦的局面，对于阉宦，即使是首辅也要仰其鼻息。明戏曲理论家何良俊说：“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则是营求而得”。即朝中掌权的内阁成员都要经过权宦的指引。

成化时内阁首辅万安结交诸位宦官为内援，所以被擢为大学士，尹直因为交好宦官进入阁部，正德年间的杨廷和多次贿赂刘瑾，由刘瑾推荐得以入阁。明中期以后，竟出现了大臣想要入阁必须要结交宦官的局面，而且想要在朝中平安无事也要与宦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那些不愿依附，或得罪宦官的大臣，大多遭到政治暗算，或被构陷致罪，或被贬谪去职，甚至被杀。

决策干预

司礼监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甚至发展到直接对皇帝的决策进行干预和影响，使皇帝对事情的处理符合自己的思路。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冬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以杖打死驿丞。廖谟的同乡内阁学士杨溥回到乡里，因为廖谟杀死驿丞而问罪于他。此事争议不决，故而报与张太后。王振说：“这二人是同乡，因此事抵命太重，应该相应的降低品级。”太后听从了王振的意见，降廖谟为同知。由此王振逐渐参与朝中决策。

成化时期宦官怀恩的事迹在史书中是颇为突出的。成化十二年（1484年），陕西、河南等地出现严重的旱灾，许多州县甚至出现人之相食的现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宪宗竟听信佛僧继晓的蛊惑，要在京城西市修建大永昌寺。修建该寺庙，要强令当地居民迁徙者数百家，而且耗费皇帑银两数万两。为此，刑部员外郎林俊上疏劝阻，并要求斩继晓以谢天下。

明宪宗看罢大怒，将林俊下锦衣卫大狱，并且想要杀他。为此，怀恩尽力为之求情，明宪宗大怒，将砚台扔向他，说：“你要和林俊一起忤逆我吗！”怀恩退后，称病不起。明宪宗的怒气消解之后，派人去看望怀恩，并释放了林俊。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明代司礼监对皇帝的干预：有个叫章瑾的人，进贡宝石，求得锦衣卫镇抚之职，明宪宗允准了他。命怀恩前去传旨，怀恩说：“锦衣卫镇抚掌管天下诏狱，应该选择武臣中优秀的人任命，怎么能因为章瑾进贡就委任他呢？所以不宜去传旨。”宪宗说：“你想要违抗我的旨意吗？”怀恩说：“不敢违抗皇帝的旨意，但这是违法的。”明宪宗不得以，就命覃昌前去传旨。

嘉靖时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掌管司礼监达三十三年之久，而且照例管理东厂。明世宗想要廷杖进言的参政姜士昌，因为陈矩的谏言才告罢。云南的民众想要杀税监杨荣，世宗想尽数逮捕作乱之人，也因为陈矩的进言而告罢。

经济干预

早在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等都是宦官管理。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遍天下的矿监税使也都是由宦官担任，造成恶劣的灾难性后果。明代中央政府六部中，主管经济事务的是户部和工部。明代后期，曾设立名宦官衙署“户工总理”，授予其总署户工之权。

刘瑾当政后，不断的变乱成法，改变一系列的经济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行，是与刘瑾分不开的。刘瑾败亡后，工部查奏了刘瑾乱政害人事计十一事，户部查奏刘瑾变乱田制十余事。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刘瑾对经济政策的干预程度。明熹宗天启年间，太监涂文辅总督太仓、节慎两库，将宁安大长公主的宅第夺为办公的地方，命名为“户工总部”，设置骑马的侍从数百人，部郎以下全都设置为廷前参见。

明思宗崇祯年间，司礼太监张彝宪受命考查核校户、工两部的出入情况，并依照熹宗时太监涂文辅的旧例，为之建立衙署，命名为户工总理，他的权限是总督内外经济事务，相当于内团营提督。张彝宪到任后，全监户、工两部，权势位居尚书之上，下令郎中以下都要谒见他。总理户工的宦官俨然成了两部的最高长官。这些宦官在经济上参与的范围逐渐增广。当时被派地方的宦官，往往借此为所欲为，大肆掠夺欺凌百姓。有的宦官甚至假传皇帝旨意，以采办为名，实则攫取军民财物。

他们掠夺经济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一是大量侵夺民田，破坏了小农经济正常发展的条件。二是横征暴敛造成社会经济的凋敝。明代矿监税使遍布各地，敲骨吸髓，疯狂掠夺，使当时的工商业遭受了一场劫难。三是专营皇店，税商榷利。四是侵吞贪污，中饱私囊，减少了国库收入，加剧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从而不断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市民百姓忍无可忍，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甚至连一些官吏军士也加入了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行列。

军事干预

明朝宦官对军事的干预，主要表现在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这些提督太监的派遣照例是由司礼监负责，外廷兵部不得过问。如明孝宗时司礼监太监陈宽等挑选坐营近侍内官，孝宗命尚书刘大夏前去视察。刘大夏回答说：“按照本朝旧例，外官是不能干预此事的。”

另外，明代的阅兵大典，也是由司礼监主持的。按照明朝的成例，京营兵每三年派遣司礼监太监一个人前去检阅。同阅的人即使地位很高，也不能与之平起平坐。马文升以少傅的身份兼太子太傅为兵部尚书，明孝宗特别倚重他，命他去教场阅兵，又命司礼监太监李荣一起同阅。马文升想要与李荣并排而坐，再三与李荣言说此事，李荣竟然不允许。

宦官的监军统兵，开始于永乐年间，盛行于明中叶，在明末全面推行。既而内监添置越来越多，边塞地区都充斥着巡视的宦官，四方的军事行动都有宦官作为监军。监军一般是临时派遣，主要是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监督。出镇宦官的选拔任用，都由司礼监主持。各处镇守出去的监军，都是由司礼监选拔任用。如隆庆元年（1567年），太和山守备太监吕祥被弹劾，司礼监举御马监右监丞刘进取代吕祥。刘进又被弹劾，明穆宗问司礼监何人可以替代它，于是内官监左监丞柳朝按照司礼监的顺序继续推用。

司礼监太监在把持朝政之时，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对一些重大的军事决策都有极强的干预作用，影响了明朝的军事决策，对明朝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